古人喝酒，不甚讲究下酒菜。“花生就酒，越喝越有”。在众多的下酒菜中，花生米是酒桌上的常客，如果再加一盘拍黄瓜、一碟豆板，就相当不错的了。

但是，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的下酒菜，却是一部《汉书》。他住在岳父杜衍家中，每晚读书要饮一斗酒，却不用下酒菜。杜衍感到很奇怪，偷偷地去张望，只听见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。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，误中副车时，就拍案叫道：“惜乎夫子不中!”说完满饮一大杯。岳父又听他读到张良与汉高祖遇见时说：“此天以臣授陛下”。他又拍案叫道：“君臣相遇，其唯如此！”说完，又满饮一大杯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：“有这样的下酒物，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这个故事传诸后世，“《汉书》下酒”则成了一个著名的典故。

宋代的一斗酒，是多少分量昵？据悉，宋代的一斗酒为2400毫升，约合今天的4斤8两。这一斗酒，不是今天的53度茅台白酒，也不是绍兴加饭酒，而是低度的水酒或米酒。否则，满饮两大杯，就可能醉到了。

以读书佐饮者，古人所在多有。陆游也是一边看书，一边饮酒。他在《雁翅峡口小酌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欢言酌请醥，侑以案上书。虽云泊江渚，何异归林庐。”清醥，指的是清酒，也是低度的水酒。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的第四出《侦戏》中也写道：“且把抄本赐教，权当《汉书》下酒罢。”由此可见，从宋代到清代，读《汉书》下酒，已成不少读书人的习惯。

除了读书可做下酒物，诗画也可以作下酒菜。明代文人沈璜在《题沈启南奚川八景图》诗中写道：“奚川八景不可见，尽情敛取入画图。”“读书有此下酒物，秫田可酿钱可沽。”说的是，欣赏画图中的奚川八景，也可以作为“下酒物”。清代文人屈大均《吊雪庵和尚》诗中，亦有“一叶《离骚》酒一杯”之句。屈大均读“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迟暮都”两句，饮清酒一杯，其味也无穷。清初名臣陈廷敬谈到他读唐诗下酒的情形：“夜酒一壶，直钱四文，无下酒物，亦不用箸筷，读唐诗写俚语，痛哭流涕，并不知杯中之为酒为泪也。”陈廷敬也是性情中人，读唐诗读到感人之处，眼泪落入酒杯，也变成了酒。

苏舜钦饮酒读《汉书》一事说明，作为正史的《汉书》，曾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。读《汉书》下酒，或诵诗赏画下酒，体现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，或因其艺术气氛与醇酒之香冽颇相接近。这种情趣，既是古人饮酒不忘学习的风雅表现，又表现出了古人饮酒的豪放和浪漫不肆的铺张之风。

因为《汉书》写得好，更有甚者，有人将它放在身边，甚至挂在牛角上，随时取读。《旧唐书》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时，骑在牛背上阅读《汉书》的故事。《旧唐书·李密传》写道，李密“乘一黄牛，被以蒲鞯，仍将《汉书》一帙挂于角上，一手捉牛，一手翻卷书读之”。蒲鞯，即用蒲草作坐垫。李密乘一黄牛，在路上和越国公杨素行路相逢，杨素见此大为惊异，乘马追行，感叹道：“何处书生，耽学若此？”又问所读何书，李密回答说：“《项羽传》”，于是李密大受杨素器重。这一情节流传久远，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作《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》诗中也提到此事：“常把《汉书》挂牛角，独出郊原更谁与？”

《汉书》能当下酒菜，又能挂牛角，因史事的惊险和叙事的魅力，使《项羽传》和《张良传》得以与“牛角”、“酒壶”合构为故事的重要条件。《汉书》中《项羽传》和《张良传》的记述，都出自《史记》。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《司马谈作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《史记》一书，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，一为楚、汉之际，一为武帝之世……若楚、汉之际，当为谈所集材。谈生文帝初叶，其时战国遗黎、汉初宿将犹有存者，故得就其口述，作为多方面之记述。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，惟谈为当首功。其笔力之健，亦复震撼一世，叱咤千古。”班固写的《汉书》，也因 “其笔力之健”， 叱咤千古。

班固编撰《汉书》，历时二十余年，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。其中《汉书》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，《汉书》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。班固编撰的《汉书》，是《史记》之后我国又一部较为完整记录史实的著作，成为二十四史之一。《汉书》为后世了解汉史提供了重要的古籍资料，今天，我们当然不必把它当作下酒菜，但它仍值得我们认真研读。

吴兴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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