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娥是北宋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第二个皇后，她被册封为皇后的过程，可谓艰难备至。

宋真宗赵恒早在被册封为太子之前，就有正妻潘氏，但她在宋真宗登基前就病逝了。宋真宗又迎娶郭氏，她后来理所当然成为了皇后。

或许可以八卦一下赵恒先后两任正妻的籍贯，潘氏是河北大名人，郭氏是山西太原人，均非“蜀妇人”。赵恒喜欢“蜀妇人”，“倡妇”出身的已婚妇女刘娥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进献给了他。但是她很快被逐出了襄宫【端拱元年（公元988年），赵恒改封襄王】。

郭氏在刘娥被逐事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？史书上并无记载。有一些关于郭氏不寻常境遇的草蛇灰线，似乎能提供某种答案。

在赵恒被立为太子后，郭氏照例要被册封为太子妃，但她却仅得了一个“秦国夫人”的名号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对郭氏未曾“正妃号”的解释是：宋真宗当皇太子的时候，遇事“谦让”。是赵恒太子“谦让”，导致郭氏未被“正妃号”。

等到宋真宗登基后，更怪异的事情发生了。赵恒是在至道三年（公元997年）三月癸巳（公历5月8日），于宋太祖灵柩前即位的。到了五月丁亥（7月1日），立郭氏为皇后。

登基54天之后，才立皇后。这正常不正常？史书上并没有讨论这个事情。

立后要在登基后多少天进行？因相关礼制佚失，我并没有查到。翻检《宋史》，除宋真宗外，北宋有正妻的皇子（或皇弟）继承皇位者，还有4位：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、宋钦宗。他们立后的时间如下：

宋英宗，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四月壬申（5月1日）即位，四月庚子（5月29日）就立高滔滔为皇后，28天。

宋神宗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正月丁巳（1月25日）即位，二月乙酉（2月22日）即立向氏为皇后，28天。

宋徽宗元符三年（1100年）正月己卯（2月23日）即位，二月丁未（3月22日）立王氏为皇后，这一年闰二月，28天。

宋钦宗宣和七年十二月辛酉（1125年1月19日）即位，十二月癸亥（1月21日）立朱氏为皇后，2天。

宋钦宗是因为金军入犯，仓促继位，其立后时间应属特例。从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徽宗三者可以看出，立后时间在登基后28天，应属惯例。

但郭氏确实是在赵恒继位后很长时间才被立后。按说郭氏是宋真宗正妻，且育有皇子，没有理由不立其为皇后。合理的解释是，这背后有着激烈的博弈。

刘娥能否再次入宫，应是这个博弈的一部分。

按照司马光的记载，宋真宗的乳母在驱逐刘娥一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后来宋真宗要迎请刘娥回宫，还要征求乳母同意。但乳母再霸道，能霸道到让皇帝在宠妃的问题上向她请示？比较合理的推断是，她代表的是郭皇后。

李太后崩逝前的抢救行动

宋真宗即位后，首先面对的制衡不是来自宰臣，而是后宫。他想要重召刘娥入宫，最大的障碍除了白手套乳母背后的郭皇后，可能还包括宋太宗的明德皇后李氏——此时已是李太后。

在宋真宗登基前，李太后曾试图让宋太宗的长子赵元佐成为皇帝接班人。这场“政变”以失败告终。宋真宗是弱主，那些参与政变的人，他大多也只能贬谪了事，甚至连削去官籍都做不到（胡旦除外）：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、均州安置；参知政事李昌龄为忠武行军司马；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为使相、赴陈州本镇；胡旦除名、流浔州。

而李太后、郭皇后这些人，明显更难办得多。从各种记载看，宋真宗登基后一直各种讨好李太后，包括为她新建了万安宫，尊其为太后的时间也一点没有延误。

将李皇后尊为李太后，是在宋真宗登基两天之后。这也值得做一考证。我们比对一下其他北宋皇帝尊太后的情况：

据《宋史·本纪一》，建隆元年二月乙亥（公元960年3月5日），赵匡胤尊母亲杜氏为皇太后，此时距他改元称帝（公元960年2月4日），正好30天（二月闰月）。但宋太祖赵匡胤是宋朝开国皇帝，帝国草创之初，未足为训。

宋太宗是宋太祖的弟弟，不存在尊太后的问题。宋真宗崩后，遗制尊刘娥为皇太后，继位的宋仁宗没有尊太后的时间选择。

宋仁宗崩后，宋英宗于嘉祐八年四月壬申（公元1063年5月1日）继位，四月丙子（5月5日）即尊曹皇后为太后。

接下来的宋神宗，治平四年正月丁巳（公元1067年1月25日）即位，正月己未（1月27日）尊高皇后为太后。宋哲宗元丰八年三月戊戌（公元1085年4月1日）即位，三月庚子（4月3日）尊向皇后为太后。

由宋神宗、宋哲宗可知，正常情况下，北宋皇帝登基两天后，即尊太后。宋英宗比较特殊，即位4天后才尊太后，可能和他自己疯癫发作有关。宋真宗是北宋第三个皇帝，帝国礼制应已完备，尊太后时间应与神宗、哲宗朝同，登基后2天。

所以，虽然李太后主导了“政变”，但宋真宗却一点也没有延迟尊她为太后的时间。李太后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

说回刘娥。“二进宫”的刘娥虽然受宠，在接下来将近七年的时间内，却都只是一个普通宫女。史书上记录刘娥第一次被册封，是在景德元年正月乙未（公元1004年2月3日），刘娥成为“美人”。

按宋制广义的“内命妇”序列，排在首位的是正一品的四妃，然后是正二品的九嫔（后增加至十七嫔），在嫔之后是：婕妤，正三品；美人，正四品；才人，正五品；贵人，无视品。

在贵人之后，受封的宫女尚有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君等级别，与“外命妇”封号多有重合之处。

皇后地位尊贵，并不在“内命妇”序列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娥的册封时间点，选择在李太后病逝前两个月。这应非偶然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称，李太后疾病未愈，宋真宗多次下诏，以重赏寻求民间名医，还亲调药饵服侍太后，面对近臣时，忧形于色，甚至言必流涕。

宋真宗有多孝顺，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。这里额外透露出来的有用信息，是李太后病了很久。

所以，刘娥受册封时，李太后大抵已病重。这是一次抢救式行动，如不赶时间完成，就可能被李太后崩后的服丧期所耽搁。而此时，因皇子赵玄祐病逝，郭皇后的地位也应受到了影响。

另外，刘娥从普通宫女直接晋升为美人，这跨度是不是太大？

我们比较一下宋真宗的父亲宋太宗，他晋升宫女臧氏的路径是：先为御侍，再升县君，然后美人，最后贵妃。在宋真宗之后，宋徽宗对乔氏的册封也经历差不多的程序：御侍-郡君-美人-贵妃。所以学者邵育欣认为，宫人从御侍到才人或美人，会经历获封郡君或县君这样一个过渡阶段，而且近乎程式化。由臧氏、乔氏案例也可进一步推知，北宋内廷已经形成了从御侍中选拔妃嫔的惯例。

从普通宫女晋封美人，不合正常程序，这说明宋真宗此时已没有太大的册封阻力。

《宋史》上还记载了一次宋真宗对刘娥的未遂册封。具体时间不详，只说他遣使持手诏给宰相李沆，欲册封刘娥为贵妃。李沆当着使者的面，把宋真宗的手诏在蜡烛上点燃了，在随后的奏书上说：“臣沆以为不可。”宋真宗想要册封刘娥为贵妃的念头就打消了。

要知道，在北宋皇帝的妻妾体系中，贵妃位列四妃之首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虽说皇帝妃嫔的晋升并非严格按照进阶等级，越级册封是常态，但贵妃经常性空置，想要把刘娥由普通宫女直接晋为贵妃，还是太过跨越，几无可能。所以，它应发生在刘娥被晋为美人之后，李沆薨逝（景德元年七月）之前。这中间仅有半年时间。进入景德元年，宋真宗的实力大增，其中的一个体现即是想在半年内把刘娥由美人晋为贵妃。当然，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

李沆资历很老，在宋太宗朝做到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宋真宗被立为太子后，他迁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，是宋真宗的老师，后来成了宰相。李沆“引烛焚诏”的公案，除了说明宰臣对宋真宗有一定制衡力外，亦透露出刘娥的“倡妇”出身实在有悖妃嫔要求，所以李沆才敢于直接“引烛焚诏”。

一直到五年之后，刘娥才由美人升为修仪。这期间的阻力，主要都来自外朝的宰臣。

夺子助力皇后梦

让刘娥最终成为皇后的关键一着是，她“生”出了皇子赵受益——即后来的宋仁宗。

而赵受益真正的亲生母亲，其实是刘娥的一个小小侍女。在宫禁这个恋童者的乐园里，她也是一个年龄上的异数，首次受宠时已二十三虚岁。

赵受益被刘娥据为己有，而他的生母李宸妃（李氏史料无名，死前才被当时已是太后的刘娥封为宸妃，为叙述方便，称其为宸妃），则对夺子行为不敢有任何异议，表现得仍然如同一个侍女。这中间或许有她“庄重寡言”的个性原因，但应亦和刘娥的长期压制分不开。

至于后宫其他人，则竟然连传闲话都不敢，以至于在赵受益登基后11年间，竟无一人向他泄密以邀宠，这是他人格与统治力的一个表现。他的懦弱与刘娥的强势，后宫诸人都看在眼里。其实并不只是后宫，外朝的辅臣们，以及皇族宗室，也对此装聋作哑，无一人对仁宗提及此中真相。

另外《宋史》没有提及但又非常重要的信息是，宋真宗对刘娥夺子的行为至少是默许的。

大中祥符三年，赵受益诞生，他是祥瑞下的蛋。但回顾大中祥符三年，发生在皇宫内最重要的事件却不是这个，而是皇子不动声色归属于刘娥了。这是刘娥一次带有根本性的胜利，有了赵受益这个加分项，她的皇后梦想已经触手可及。

赵受益的降生，改变了李宸妃的命运。但相较于对皇室的贡献，她所获得的提升还远远不够。

接下来的册封偏向性，能够说明一些问题。

李宸妃生子后，被封为崇阳县君。上文提到，县君是“内命妇”中靠后的等级，上面尚有郡君、郡夫人、国夫人等，然后才是贵人、才人、美人……

只给李宸妃一个崇阳县君是不是太低了些？

以宋真宗的父亲宋太宗为例。宋太宗有很多子女，生母是谁已不可考，目前可知至少三个嫔御生产后的册封情况：臧氏981年生太宗第七子赵元偁，983年被封县君；王氏985年生太宗第八子赵元俨后，被封金城郡君；方氏988年生太宗第八女万寿长公主后，被封新安郡君。

在宋真宗之后，可统计的宋仁宗9个嫔御中（这9个嫔御是：张贵妃、苗贵妃、董贵妃、俞德妃、冯贤妃、张贤妃、周充嫒、杨美人、朱才人），生有子嗣后册封起步为郡君，册封为才人（如俞氏）、美人（如苗氏）亦并不稀奇。

仅宋太宗臧氏是个特例，被封为较低的县君，且时间上间隔了两年，应有特殊原因。

李宸妃生育的重要性，明显超出上述诸人，因为赵受益是唯一皇子，所以她仅被封为县君，就显得格外不同寻常。

一个可能的原因是，无法把赵受益的诞生归于李宸妃名下，提升了册封的困难。但这显然不是根本原因，因为此时宋真宗已登基13年，权力早已稳固，而此前不仅刘娥，包括杨淑妃亦并未生育却屡获册封至婕妤。册封一个小小的郡君，对宋真宗哪有什么难度。

另外一个怪异的现象是，宋真宗有了皇子赵受益，对外亦宣称是刘娥所生，但刘娥却未立即获得册封。

一直到整整两年后——大中祥符五年（公元1012年）农历五月，刘娥才被册封为德妃。在时间间隔上，与宋太宗的臧氏类似。这似乎意味着，在宣称刘娥生了皇子之后，宋真宗仍需顾虑宰臣们对她获得过高册封的抵制情绪。

而刘娥成为刘德妃之际，距离郭皇后崩，已有五年时间。宋真宗用了五年时间，也终不能一蹴而就立刘娥为皇后，仍需以德妃为跳板。

八十余年后，宋哲宗因贤妃刘氏生下皇子，想立其为皇后。宰相曾布迎合道：“陛下若以长子的原因而册命，则依春秋之义，母以子贵。何况这里还有祖宗旧例，章献皇后（刘娥）把仁宗当作自己生的儿子，也因此成为了皇后。”这里提到刘娥是比较奇怪的，曾布有点用力过猛，他可能想说刘娥抱养别人儿子都成了皇后，刘贤妃亲自生子，肯定更没问题。

话题既然转到刘娥，宋哲宗就说：“章献（刘娥）乃是假托，真庙以此故册立，仁宗亦不自知。”曾布于是接着说：“章献仙逝后，仁宗年二十四，尚不知他的生母。今日则不同，如果立刘贤妃为皇后，于义理典故，更是皆无不可。但立后直接由皇帝下诏，还是出自两宫（指向皇太后和哲宗的生母朱皇太妃），或付外施行，皆须素议。以臣观之，不如禀报两宫，降手诏以告中外，在义理上比较说得过去。”宋哲宗说：“卿说得很对。”又说：“真宗当日没有母后可禀报。”曾布说：“的确，臣亦曾再三思之，觉得（既然母后在世）还是非禀报两宫不可。”宋哲宗说：“极是。”（曾布《曾公遗录》第12章。）

从以上对话可知，在北宋君臣的认知中，刘娥就是因为把宋仁宗移为己子，才得以册封为皇后的；太后在立皇后问题上，亦有话事权，而李太后因在1004年即已离世，这层障碍早已不复存在。

可与刘娥比较的是，赵受益（宋仁宗）的生母李宸妃，则要等刘娥当皇后四年之后，1016年，很可能因又生一个女儿的缘故（早夭），而被册封为才人。仅为正五品的才人，尚非尊贵的“房（院）”——据曾布《曾公遗录》第20章：“宫中呼嫔御、郡君、才人以上为房（院）”。

李宸妃最终的命运是，在刘娥崩逝前不久晋为宸妃，而后离奇死亡。

沈才人功败垂成

最初的反对者——宰相李沆早在1004年就已病逝，继任的多届宰相如向敏中、寇准、王旦均不赞成立刘娥为后，他们的理由是刘娥“出于侧微”，不可做皇后。

在刘娥被立为德妃之后，宋真宗仍坚持想立刘娥为后。此时，宰相王旦持消极抵抗态度，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兼刑部侍郎赵安仁、翰林学士杨亿、知制诰李迪等人，则坚决反对。李迪多次上疏，称刘娥“起于寒微，不可母天下”。赵安仁甚至还提出了另外的人选：已故宰相沈义伦的孙女沈氏。

当时沈氏亦在宋真宗后宫，1009年已被封为才人。《宋会要辑稿·后妃三》称，郭皇后崩后，长秋虚位，宋真宗曾想立沈才人为皇后，但因“有从中沮之者，不果”。

这个从中阻挠的人是谁，并没有留下记载。从道理上来讲，来自外廷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大臣中没有谁比向敏中、寇准、王旦、赵安仁、杨亿、李迪这些人更有影响宋真宗的实力。所以更大概率来自内朝。另外，从此案最终的利益归属角度看，明显刘娥是最大的获益人，并且她也有能力左右宋真宗。所以如无意外，这个“从中沮之者”就是刘娥。

有记录的是，当时与刘娥结成同盟的吏部尚书、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向宋真宗暗示，故相沈伦曾对赵安仁有知遇之恩，赵安仁常念旧德，欲以报之。言下之意，赵安仁荐沈才人为皇后，有自己的利害关系。宋真宗因此在刘娥被册封为德妃四个月后，将赵安仁由参知政事、刑部侍郎罢为兵部尚书。

接下来，现任宰相王旦以休病假的方式远离了风暴眼，而朝廷中枢聚拢了王钦若、丁谓等被刘娥笼络的人……

王旦后来应该是妥协了，主动率中书门下奏言立刘娥为后。所以宋真宗在《答群臣乞立后诏》中说：“卿等位列秉枢，义深同体。旅陈封奏，敷述旧闻。”又在《立德妃刘氏为皇后制（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）》中称：“德妃刘氏，毓粹高门，钟英甲族。载挺闲和之质，茂昭婉嫕之风……长秋虚位，宰府上言。援据古今，契予褒择。於戏！《诗》有思齐之咏，《易》垂厚载之文。福祉攸滋，邦家所赖。肃膺典册，其懋戒哉！可立为皇后，择日备礼册命。”

这里所谓的“旅陈封奏”“宰府上言”，指的就是王旦等人乞立皇后。立后必须有宰相的奏请，这个程序缺失就会很难看。

一直到刘娥被立皇后时，出身仍是绕不过的障碍，以至于宋真宗命宰相丁谓谕旨让翰林学士杨亿草拟封后诏书时，杨亿要求提供刘娥祖上三代的真实资料才肯写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丁谓说：“勉力为此，不忧不富贵。”杨亿答：“如此富贵亦不愿。”宋真宗不得不改命其他学士草制。

而刘娥的出身，也被粉饰为“毓粹高门，钟英甲族”。

到最后，官方正史宣称，刘娥一直在谦让，久拒立后而未果：郭皇后崩后，中宫虚位，宋真宗即欲立刘娥为后，刘娥坚决不接受。就这样过了许久，等到宋真宗终于要降诏立后时，宰相王旦忽以病告假，刘娥担心王旦内心有什么想法，再度固辞。于是，中书门下宰臣不得不请求皇帝“早正母仪”，刘娥才终于当了皇后。（此据《宋真宗实录》，已佚。转引自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七十九。）

无论后世学者如何宣称宋朝“君臣共治”，事实是，只要君主执意要做一件事，宰臣们是拦不住的。

就这样，在获册封德妃七个月之后，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丁亥（公元1013年2月7日），刘娥成为了“女君”。

如司马光在《后妃封赠札子》中所言：

“皇后敌体至尊，母仪四海，六宫之内，无与等夷。妃品秩虽贵，而皇后犹为女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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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福东

责编 辛省志